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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想让丈夫帮我把我骨灰撒到天涯海角?德国殡葬文化变迁

马雅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 2023-11-03

路易撒市区的教堂墓地:勒布利希和利鲍的家族墓地 | © 马雅


墓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它们是城市的绿肺、文化记忆和观光景点。“入殓义务”和“强制墓葬”是什么意思?德国殡葬文化在当代又经历了哪些变迁?


作者:马雅(Maja Linn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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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七月里的一个周六下午,我漫步于柏林贝格曼一带(克罗伊茨贝格城区东部,类似北京三里屯的街区)。丈夫想去逛跳蚤市场,可我对夹在人流间摩肩接踵毫无兴致,也没有吃喝消费的愿望。这时我突然注意到,我们眼下散步所途经的这段围墙,正是一段典型的公墓围墙,就这样,我发现了“圣三一”教堂公墓以及与之毗邻的另外三个墓园。围墙的另一侧悄无声息——仅一墙之隔,马路上的喧嚣和周六的嘈杂便弱了许多。树叶间时而有簌簌的风声,时而传来几声鸟鸣;小径和墓地沐浴着和暖的阳光,古老高大的树木播撒绿荫。在这短暂的探访中,我所看到的是:在一片开阔的草坪上陪着他们蹒跚学步的婴儿一起玩耍的年轻夫妇;三两个独自坐在长椅上埋头读书的人;一个倚在吊床上的女人——四周是那样地静谧和安详,我不由得想到,我愿意在未来某一天长眠于此,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这样一个清幽迷人,闹中取静的所在,一片寻求安宁或厌倦烦嚣的人无限向往的绿洲。当然了,把吊床搭在这样一个地方在不少人看来多少有些“大不敬”,它无疑是被禁止的行为,就像在墓园里骑车或跑步一样,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难以接受。德国又有句老话叫做“让逝者安息”,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份安宁对于逝者来说究竟有多么重要。这里最大的噪音来自园林内的维护车辆,通常它们只在上午作业。至于吊床上的女人,或许她是把吊床搭在了一处于她有某种特殊意义的墓旁,她在那里就是以此哀悼逝者。


多年后,我又一次特意来到贝格曼一带的四座墓园里散步。这一次也同样是在夏天,我看到了许多年轻人,大概是艺术系的学生,正对着墓碑或其他景物写生。我们这些后世者或许应当对早年间的中产阶级——那些医生、教授、实业家、大臣和不计其数的“坐享年金者”,按照布罗克豪斯辞典里面的定义,即“依靠股票、投资、房产出租或地产抵押所得的定期收益而生活的人”——心存感激,正是他们在大约一百或一百五十年前产生了在其身后不遗余力地向世人展示自己身份地位的强烈渴求,并不惜为此投入大量金钱,从而才为子孙后代创造出了这些所谓“公共空间内的艺术珍品”。


2021年3月,在帕绍大学举办的“死亡与记忆”研讨会上,慕尼黑公墓负责人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谈到,公墓首先是为那些尚未死去的人们而存在的,其中还提到了“放慢节奏”这一概念。他说,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墓地的访客明显多于以往,他们中有的是本地的大学生,有的是推着婴儿车散步的年轻父母。抛开疫情不谈,实际上公墓早在诞生之初便兼具了这一广受欢迎的功能:许多欧洲公墓从一开始便是作为公园开辟出来的。

 

不来梅沃勒墓园中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的坟墓,设计者Jup Mönster |(局部)© 马雅


绿肺,文化记忆和观光景点

一些闻名遐迩的公墓本身即是引人入胜的观光景点,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804年在巴黎建造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它不仅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更是欧洲历史的体现,年平均访客多达三百万人次。单从安葬于此的亡者来说,拉雪兹神父公墓都称得上一处令人耳目一新的国际化“社区”。2009年8月,我曾有幸造访拉雪兹神父公墓,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自己正在参加一场寻宝游戏: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墓地里穿梭来去,有的手中拿着导览图,一个个满怀期待兴冲冲地寻找着自己的偶像。不时会听到走错路的人彼此询问,“我在找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的墓,你看见没有?”——“抱歉没有看到,不过那边拐过去就是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墓,再往前是肖邦(Frederic Chopin)。”1900年去世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大理石墓碑上遍布唇印——如今上面已加装了一层玻璃保护罩——同时密密麻麻地刻满了表示到此一游的印记,其中竟还有一行中文字:轶冰和小静(音译),09年7月18日。在拉雪兹神父公墓,访客最多的当属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的墓地,这位“大门”乐队(Doors)的主唱1971年死于巴黎。他的墓地所在的位置有点隐蔽,夹在那些豪华气派的家族墓地之间,几乎不太显眼。五十多年来,莫里森的歌迷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朝圣,隔着一道护栏,一往情深的歌迷们在墓前肃立凭吊,并执意在此留下了各式各样的鲜花、蜡烛、相片和信笺——一种歌迷文化的象征。墓地早年间的照片上原本还可看到这位明星的胸像,后来大约是被人偷去了。举目四望,到处可见熟悉的名字,许多人名都来自少年时代的课堂记忆(法文课)。除了单人墓地或家族墓地外,墓园里还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碑,譬如1871年巴黎公社纪念碑,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等等。那些上面刻着中文字的墓碑在当时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些人虽不是文化名流,却是欧亚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 © 马雅
 
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奥斯卡·王尔德的墓 | © 马雅

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奥斯卡·王尔德的墓 | © 马雅

在网上搜索“最有意思的”“最美的”或是“最怪异的”十大欧洲公墓,会发现它们几乎全部建于十九世纪。其中最常入选的有维也纳中央公墓(1874年建成),格拉斯哥大墓地(1833),伦敦海格特公墓(1839)与汉堡奥尔斯多夫公墓(1877)。榜上有名的还有布拉格犹太公墓,其历史更要追溯到15世纪。

抛开“前十”或“前二十”这样的排名,我更认同摄影家兼职墓碑设计师安德烈·夏波(André Chabot)在ARTE的一段采访视频里所说的:“在公墓,甚至是在一些不起眼的乡间小公墓里,人们往往能发现什么。即使那里看不到任何像样的雕塑,你也一定会在墓碑上发现某种特别的,值得玩味的或是引人发噱的铭文。”


殡葬与送终文化的变迁

我在德国正式参加过的最早的葬礼,是我父母亲的葬礼,分别是在1993年和2004年。两场葬礼都是由在当地经营多年的殡仪馆承办的。回忆起来办得并不那么理想。记得当时在2004年可供挑选的骨灰盒大都不太中看,一个个显得颇为俗气。但两次葬礼我们还是分别由自家亲戚在葬礼上致悼词,在父亲的葬礼上还雇了一位萨克斯乐手,于是整个送葬的过程有即兴演奏的爵士乐曲一路相伴。多年后回过头来看,那些亲情流露的悼词还是令我觉得无比欣慰——因为近些年来我曾几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论口才可与职业演讲家媲美的牧师在致悼词时强调说自己与逝者在生前并不相识,因此最终的哀悼只限于泛泛地唱赞美诗和祈祷,我感到极其乏味,不知道,逝者的亲友会有什么感受。更何况几次葬礼都有很多死者的亲朋好友在场,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很多话要说。

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种所谓的“非主流”殡葬及哀悼文化悄然兴起,或者换句话说:多元化社会开始在殡葬领域有所体现。卡塞尔丧葬文化博物馆前任馆长莱纳·索尔里斯(Reiner Sörries)在他2015年出版的《最后的致意》(Ein letzter Gruß)一书中,将此现象归结为一种“自社会边缘生发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并将艾滋病群体誉为开路先锋,称其开创了一种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的,独具特色的殡葬与记忆仪式。与此同时还能观察到另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近年来从事殡葬行业的女性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目前正在接受殡葬职业培训的学员中大约有一半为女性。在葬礼上,这些从事殡葬服务的女性常常鼓励亲属们多留些时间陪伴死者,而不是把遗体匆匆送入太平间,甚者还会让孩子们在棺木上以涂鸦的方式留下纪念,等等。

说回到公墓,我的父母亲自1993年至今一直长眠于不来梅的奥斯特霍尔茨公墓。墓址是我和我的一个兄长亲自挑选的——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但我记得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并不是经常去墓地凭吊,而且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北京。如今重访故地的话我发现,属于父母亲的那块墓区空空如也,甚是寥落。
 
给我的父母烧纸 | © 马雅


“棺木入殓义务”与“强制性墓葬”之外的殡葬形式

德国法律一向有着所谓“棺木入殓义务”和“强制性墓葬”方面的法规(呵,多么文绉绉的公文用词),也就是说法律规定遗体必须入棺,遗体或者骨灰都必须安葬在法定墓地。如今为尊重穆斯林居民的宗教信仰起见,入殓的规定在一些公墓已经被取消,因为依照穆斯林的传统,死者下葬时一律不采用棺木,而是以白布裹尸。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并不想在墓园里挑选一处设立了墓碑的安身之地,而是会选择某种有别于墓葬的入殓方式。一方面或是出于节约开支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家庭没有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有些则是由于死者在当地也没有能够常年照管和维护墓地的亲友。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表示,自己死后不愿成为他人的负担,故而会选择某种多少有些匿名化的“重归自然”的殡葬方式。自2001年起,在德国人们可以选择把骨灰安葬在专门为此开辟的“憩园”或“安息林”中。

将骨灰抛洒于墓地以外的地方也是不同于墓葬的另一种特殊的殡葬形式。到目前为止,这一做法只在唯一一个联邦州即不来梅得以实行。根据此项颁布于2015年的规定,如事先征得相关产权人允许,对于生前在遗嘱中对殡葬形式提出过明确要求的死者,亲属可将其骨灰撒到选定的私人地产内;此外还可通过海葬的形式抛洒骨灰(但须置于骨灰盒内),每年有大约四五千德国人选择这一殡葬形式。

提到抛洒骨灰,2020年1月,我曾有幸参加了作者比亚特丽丝·海西特-艾尔·明沙威(Béatrice Hecht-El Minshawi)的回忆录朗读会。活动是在不来梅的一家殡仪馆内举行的(其经营者同样也是一位女性)。作者本人是一位孀居人士,正当她要和丈夫一起踏上梦寐以求的环球之旅时——此时他们的房车已由轮船运往北美——丈夫被确诊罹患绝症,并于三年后病逝。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告别:一场漫长的对话》。

比亚特丽丝并没有为自己的丈夫举行传统意义上的葬礼,而是选择对他的遗体进行火化(在德国火化率大概为75%)随后带着他的骨灰连同他生前未竟的愿望,重新踏上周游世界的旅程,将其抛洒在沿途那些对于她和她的爱人有着特殊意义的地方。正如她在回答读者提问时所强调的那样,她为爱侣的每一包骨灰都一丝不苟地办理了出入境证明。

虽然我很喜欢墓地和它们的故事,但我也喜欢旅行。所以,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希望丈夫带着我的骨灰旅行,撒在曾经让我感受到幸福的地方,也撒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去的地方。

原标题:《为什么我想让丈夫帮我把我骨灰撒到天涯海角》
更多链接内容
“漫步于巴黎第一大公墓“,ARTE 5分钟
https://www.arte.tv/de/videos/087153-000-A/karambolage-der-ort-de-pere-lachaise/
相关书籍
蔡特林·多蒂著《死者在何处跳舞:世界各地的人怎样为死者悼亡》,Piper Verlag 2019年9月出版
翻译:史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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